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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陆“观察者网”在广而告之,称“十一”期间,“衢州市政府食堂面向全社会开放”,此外“扬州市政府食堂,节假日对公众开放也已经坚持6年了”。对于政府食堂这一“开门纳客”之举,该网忽悠说,“将原本相对封闭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可共享的服务平台”是为“增强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情感联系”。
问题是,既然好处这么多,为啥不每天开放呢?2021年,“网易”一篇感叹日本“政府食堂竟向游客开放”的文章已介绍,位于东京政府大楼32层的员工食堂是每天向游客开放的。尽管菜品种类没有那么丰富,但食堂每天都会根据当季的食材更换菜单,“分量超足”、“绝对物美价廉”。饭菜价格基本都在500到700日元(约24到34元人民币)之间;周五推出的咖喱套餐,甚至只需支付390日元(约18.6元人民币)。
其实,这栋大楼的4层还有一个员工餐厅,尽管这里只有“一些简单的营养配餐,没有预想得那么丰盛、美味”,但“许多东京政府公务员的饭菜都会选择在这里解决”,价格也是一视同仁。东京市政对外开放的不只食堂,还包括其整栋办公大楼。45层的观景台甚至是专为吸引游客来打卡而建造的;360度的开阔视野,使这里成了东京最热门的免费景点之一。
难怪日本会一直被视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排名也总是在亚洲问鼎,位居世界前列;难怪即使中共不断叮嘱赴日要“注意安全”,日本也依然在今年“十一”、甚至过往许多年中,都是国人出境旅游地的首选。
最近,中共统计称,大陆居民“十一”期间出入境达758.9万人次。要按照一去一回为一次来计算,出国人数大概在380万左右。但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统计,今年8月,赴日的大陆游客已达74万5,800人,若比之380万,即约有1/5都去了日本。有人预计,10月赴日的中国人会再攀新高。
然而,扬州的官方数据也显示,“十一”的游客甚至已超过800万人次了。且不说,按“人次”来统计本身就夸大了人数;该市政府食堂也是在“宠客”6年后,才总共迎来了17,051人次的光顾;甚至直到今年,才达到5,204,去年只有1,800人次。这还是在政府一直“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至于说衢州,都不敢按“全国”而只是按“全域(指在一定区域内)”来进行统计,“十一”期间的旅游人次仅为173.9万。看来,抄扬州作业,也未必行得通。
毕竟,扬州本就是旅游城市,不需要靠政府食堂提供一顿18、28元的套餐来吸引人流。恰恰相反,已勒紧裤腰带、高举“砸锅卖铁”大旗的地方政府倒很可能想趁机捞点非税收入。
不久前,有地方财政人员披露,今年上半年,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有资本经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收入有所增长,这与各级政府对闲置资源资产的盘活处置有关。政府“十一”放假,食堂也顺带成了闲置资产。官老爷们脑袋一拍:不如开门迎客,通过薅游客羊毛的路子来解决政府当前的亏空。
尽管衢州一地以失败告终(或许在衢州看来并非如此,因为有173.9万也算聊胜于无),却并不妨碍政府亏空越闹越严重的其它旅游城市来效仿。问题是,就算大陆所有政府食堂都在节假日对外揽客,也未必能救债台高筑的中共于水火。
政府没钱、百姓没钱,那么灵魂拷问来了,如此“盛世”之下,钱都去哪儿了?要知道,再壮实的参天大树也经不住蛀虫啃食,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且先不提,仅“三公经费”这一项就足以把政府搞穷。而这其中,政府给公务员提供的早、中、晚福利大餐也不会是一笔小数。
据大纪元《揭秘中共体制内的“铁公鸡食堂”》一文披露,2016年,人社部有数据显示,全国的公务员总数为716.7万人。要算上由公共财政供养的所有人员,就大概有5,000万人。2023年,又有新的数据表明,地方财政供养人员已超过8,000万人。比如,在北京昌平区政府大门口值班的保安,就能在这里的大院食堂吃饭,每顿饭只交一块钱就行。从墙内网民的统计来看,大陆公务员的一顿工作餐最多不超过5块。假如这8,000万人,在政府食堂吃的每顿饭都能交个18、28元的,如今扬州、衢州等地也无需非得赶在“十一”时,打几个穷游者的主意了。
更重要的是,大陆政府食堂推出所谓“福利套餐”,想必就是在明知老百姓没钱的情况下,才会以此为卖点的。在中国古代,灾民、穷人没饭吃,政府是要开仓放粮、免费施粥的。但在今天红朝治下,中共却利用公家的食堂来伺机牟利,搜刮外地人口袋里那几两碎银。
自今年以来,大陆的倒闭潮已波及到餐饮业。最爱吃的中国人突然不吃了,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兜比脸还干净”。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一些餐厅坚持推出“穷鬼套餐”,既是为自己,也是为让找不到生路的人能继续活下去。向来以追求利益为生存动力的饭馆都愿意降低自己的利润,给人留活路,而大陆这些本该以救济百姓为己任的政府,却不但不给困难民众和企业发补贴,还想方设法去抢民企、私企,比如大小饭馆的生意,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眼睁睁看着老百姓没饭吃也不管,等来的结果可能只有两个,那就是绝望的人自杀或出门找人杀。这两种心态的潜台词分别是:自己死了算了,又或者我死也不让别人活。但问题是,人都死光,不就从此断了贪官的财路了吗?“富不过三代”也终于在中共身上一语成谶。这还不包括急了就会杀官的。不让纳税人活,靠其供养的政府就是在自戕。中共继续作死,等来的就是其自身的毁灭。
责任编辑:莆山#
自今年7月以来,墙内社媒上不断有律师发消息称,大陆多地看守所“爆满”,只限容纳12人的房间,现在却被塞进了20人,导致被拘留者“在大通铺上睡觉都是人挤人的状态”。目前已经有看守所因为房间不够而要扩建了。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共最高法也有数据表明,各级法院仅上半年判处的被告人就同比增长了8.47%。尽管被判五年以上的重刑犯人数在下降,但被判三年以下的轻罪刑犯人却在增加,占比已达87.04%。
那么,这些人被抓、被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发消息的律师们提到了以下四点:
其一,新型的经济型犯罪频发,由于经济压力大,不少人从事传销、跑分、虚拟货币诈骗等灰、黑色产业;一些企业也因为收入减少,开始出现虚开发票、合同诈骗等违法行为;
其二,多地“严打”加剧,大陆公安针对黄赌毒以及新型经济犯罪等罪行的打击力度增强;
其三,“合法行为轻罪化”,将一些可能不是犯罪的行为定为犯罪,比如将做小买卖的定为非法经营;
其四,“轻罪重罪化”,比如将打麻将定为赌博等。
从二、三、四不难看出,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严查、严惩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罚没收入不够有关。就在今年2月,大陆有媒体根据各省的财政报告,整理出了16个省份2023年的罚没收入情况。结果显示,2023年一半省份的罚没收入出现了下滑,其中包括在各省中排名第一的广东,降幅为19.2%;降幅最大的天津,甚至降了56.9%。但与此同时,还有一半省份的罚没收入也仍在增长。
在谈到“为何重庆罚没收入增长最快”时,该媒体称,重庆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因为“法院判决并缴库的罚没收入增加”了。这其中,必然少不了中共的黑箱操作:先罗织罪名,或将轻罪定为重罪,目地就是让人多交钱。如果在看守所拒绝上交,就让法院重判。一旦拿到判决书,政府就能名正言顺地抢走你所有的家当。
从有人杀头猪被罚5万、卖芹菜挣14元被罚10万、卖菜挣21元被罚11万,到一家包子店因卖豆腐脑被罚1.5万、一家餐饮店因卖凉皮被罚5000块,再到一家公司被“倒查”、“补税”被罚几十万、甚至上亿,也基本都是按照如上的流氓套路来进行操作的。对于那些罚没收入没跟上的省市、地区来说,这种套路就是搞创收的新思路。于是,在2024年刚过半时,中共财政部门就传来了15省份中,除重庆、陕西外,其它13省份的非税收入占公共预算的比例都有所上升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2023年罚没收入增长势头最猛的重庆在2024年上半年,非税收入的比例却出现了下降。究其原因,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民间已抢无可抢、榨无可榨了。实际上,当大陆多地在2024年上半年迎来了非税收入上升的“佳绩”时,税收收入却呈现出“劣绩”,即同比下降了5.6%。对此,有地方财政人员表示,非税收入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税收收入下降,政府“需要挖潜非税收入以弥补支出缺口”。
问题是,税收都降了,非税收入、尤其是罚没收入能收得上来吗?老百姓有工作、民企有生意,消费旺盛、市场繁荣,税收才能有指望。但如今,按正规渠道征税的可能性已降到非得靠非税收入来弥补的地步,可想中国的倒闭潮、裁员潮、失业潮何其汹涌,受影响的老板和打工人都穷到了何种程度。对已经揭不开锅的人,再采取强制手段来进行罚没,政府真能如愿以偿吗?对此,有政府财政人员披露,2024年上半年大部分县市实现非税收入增长,其实更应归功于“政府盘活处置闲置资源资产”。
在中国大陆,“严打”“定罪”听起来很高效,但若用在要靠“偷面包”来维生的人身上,就显得十分搞笑了。如今,中国老百姓被迫搞传销、诈骗,企业也开始大量造假、想法设法行骗,这应该都是在面对饥饿时,不得不泯灭心中良知、放弃道德准则的一种无奈选择。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出了史诗级巨作,目地就是为告诉后世,因偷面包被判刑的冉阿让之所以命运悲惨,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特权称霸、腐败盛行、黑白颠倒的悲惨世界。就在不久前,墙内还有人在重温冉阿让的故事,并指出“冉阿让的悲剧不在于他犯法,而在于他的寡妇姐姐和7个孩子为什么会走投无路?为什么国家福利机构,不去设法给孩子一口饭吃?这才是悲惨世界的核心”。
另有一位因不忍看着孙子被饿死而偷面包的老太太,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在法庭上,法官让她在10美元罚款和拘留10天之间做出选择。根本拿不出10美元的她绝望至极。这时,正在听审的纽约市长突然站了起来,他要求现场每个人都拿出50美分,帮老太太支付罚款。他义正言辞地说道,如果一个人为饥饿而犯罪,他或许真的有罪;但当一群人被沦为饥民,这个由饥民供养的政府才是罪大恶极!后来,他专门写信质问罗斯福:你身为总统,就没有半点责任吗?于是半年后,美国政府就推出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慈善救助制度。而罗斯福也成了美国第一个开启福利事业的总统。
2020年7月,大陆有官媒在报导南京一位考研大学生因家庭困难多次偷外卖的案子时,曾引述了上面这两个经典故事。但这家官媒却意在反驳中国真的存在“偷面包”的人。于是,官媒问道,偷外卖的学生“已经处于食不果腹的危急情形了吗?”在其看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故意实施多次盗窃,这不能完全甩锅给贫穷”。
中共治下,无业可就的大学生根本就拿不到政府的半点救济,能领到失业金的普通老百姓亦是寥寥无几。若非身处绝境,堂堂男儿,谁会放下自尊、冒着被抓的风险去偷吃的?从那以后,偷外卖的年轻人或许没了,但集体自杀的却多了起来。4名年轻人相约在张家界跳崖自杀,就发生在2023年;一名女大学生把自己饿死在出租屋内,就发生在2024年。今年继续上演的还有9名年轻人在北京一座桥上相约跳河自杀。但凡有一条活路,谁又会去寻死呢?
如今男盗女娼在大陆难以遏制,这不仅是因为道德败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男男女女想靠正当的谋生手段来吃饱饭的基本权利被强行剥夺了。按照大陆中金公司的统计,1000元及以下月收入的中国人达5.46亿,而5000元以上的人口仅占5%。按照网友的调查,现在中国人的悲惨程度最高已达到九级(失业+没存款+房贷款+养孩子+欠债+催还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法拍),每月5000块的收入能让他们一直有面包吃吗?中金跳楼的那位女员工,生前跟她丈夫的年收入都各自有60万,但她却只因为一次公司降薪、投资不力,就踏上了绝路。
中国大陆满大街都是想要或正在“偷面包”的可怜人,可政府却仍在穷尽手段、恬不知耻地维持着特权阶层的贪腐人生。能继续搜刮的人,就巧立名目、给他们贴上违法者标签,或逼着他们作奸犯科,目地只为让其交出最后的“10美元”。如此疯狂,不过是在加速独裁政权自身的灭亡。无论是雨果笔下,还是中共亲手缔造的悲惨世界,都只是历史一瞬间。翻过这一页,中共也终将迎来自己的悲惨结局。
责任编辑:莆山#
家,不论是否富有,本应是人最安心的地方。如果明明在家,你却活得提心吊胆,被折腾得鸡飞狗跳,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像铁链女一样被拐卖了;二是你家被贼占了。活在几千年来祖先生活的土地上,今天中国人的境遇无疑是后者。
近两年中国经济放缓,房市、股市、就业低迷,9月,中国制造业活动已连续五个月萎缩,服务业成长也大幅放缓。经济是共产党跟中国人之间“默示的面包契约”(事实上人民不是自愿的)──它提供经济成长,换取中国民众放弃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就是说,经济成果是中共赖为维生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一垮台,共产党政权必定崩塌。
面对经济危机,中共再也坐不住了。9月24日,中共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宣布“降准、降息、降贷”等措施救市,中国及香港股市大涨。
股票投资的本质
先换个话题,来谈谈股票投资的意义。股票投资的本质是投资人把闲置资金给优质企业,让这些公司生产好的产品、造福社会,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企业赚取合理营利,又回馈给股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善于经营的企业会持续改良产品,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吸引到更多爱用者,增加营收。
这就是长期投资者说的“正和游戏”。畅销书作家、曾任期货公司总经理的林茂昌解释,当买进一家好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运用资本努力赚钱,投资者则是耐心的等待投资收益,这便构成一个正和游戏,大家都获益。
林茂昌指出,举例来说,你的朋友生产的粽子非常受市场欢迎,供不应求。但他碍于财务压力,一直不敢增加设备扩大生产。而你正好有一笔资金,闲置在银行很久了,利息又低。
于是你们两个达成协议,由你出资认股,让他用这笔钱去增添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最后粽子工厂的业绩大幅成长,获利增加,而你这个股东也分到很好的股利。
这就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意义所在。
相对地,短期投机的投资人频繁进出股市,期望抓住机会大赚一笔,那本质上是一种赌博。在股票市场,大多数人最后都亏损,主要是因为一开始进场的心态就是“零和游戏”,要在股市跟庄家对赌。然而,散户很难有机会跟主力、法人一搏,往往铩羽而归。
现在是投资时机?
很多人问,现在能投资中国股市吗?
对此,经济学家何清涟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指出,在中国30多年的股市历史中,这种政策刺激翻红的戏码曾反复上演,但很快就会由牛变熊。这充分证明:经济运行依靠“内力”,外部刺激这种强行拉抬解决不了问题。
何清涟认为,在买主没有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这一轮宽松很快就会无疾而终。
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中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是一个从公有制逐步私有化的过程。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反向运作,由私有制渐渐退回公有制,因此经济表现已经受到重创。很多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都在撤离中国,已经做不下去了。
胡力任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基本面已经无法支撑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所以,再去通过金融手段,想改变经济的这种趋势,“是完全没有可能的,那是做梦。”
另外,中国股市跟一般股市不一样,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只担任股市的看守者,用投资金融法规管理股市,然而,中国股市从来不是自由市场,中共当局自己就是股市的操盘手,用各种政策与方式调节股市的涨跌。
何清涟指出,中国股市在朱镕基总理时期就定下“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基调。当时,中国政府将股票市场作为搞活国有企业的工具,把一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推上股票市场。在政府主导下,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上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有企业的专利,非国有企业很难有机会上市融资。
之后,股市就变成国企、国企高管,还有一些配合政策的华尔街外资银行的提款机,而A股投资人在2021年至2023年的三年间,平均累计损失18.42万人民币(约台币83万元),普通股民彻底变成韭菜。
因此,建议投资人当前不要追高,压注中国股市。一方面,经济走缓的趋势已经确定,现阶段进入股市违反经济走势。二方面,在股票市场想要短期套利很难,十赌九输,况且我们对赌的庄家是共产党老千,这注定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游戏。
当然,不排除有人可以火中取栗,在短期投机中套利,但这需要投注大量时间心力看盘,而且更需要运气,怎么能确定自己就是那幸运之人呢?
唯一建议的是在中国股市中长期被套牢的投资人,现在是解套时机,可以趁势清空持股,把资金做其他运用,保护自己的资产。
责任编辑:朱颖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ke Fredenburg撰文/原泉编译)A-6攻击机的最后一次作战任务是在1994年飞越波斯尼亚,并于1997年正式退役。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海军A-6E飞机出动5,619架次,攻击2,617个目标,在这些架次中包括221次使用高速反辐射导弹(HARM)压制敌方防空系统。
(A-6攻击机英文:A-6 Intruder,绰号:入侵者,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美国格鲁曼公司研制的亚音速舰载攻击机。)
自A-6退役后,美国海军不得不依靠航程更短、有效载荷更小的多用途飞机来打击地面目标。
此外,自1990年代以来,A-6攻击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投放更多的弹药,远超我们所使用的多用途飞机。因此,在过去30年里,我们基本上能在参与的实战行动中取得空中优势。
即便是最现代的多用途飞机,如更重、更昂贵的F-35C,在出动架次率和有效载荷方面,也远不及A-6E攻击机。此外,飞行不可靠且耗油量大的F-35C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远高于A-6E。
具体来说,以18,000磅的作战武器载荷,A-6E攻击机的作战半径为867海里,而F-3在隐形模式下的全作战载荷不到其三分之一(5,700磅),作战半径为600海里。
当F-35C充分利用其主要优势——隐身性能时,它的武器载重仅为1960年代攻击机的三分之一、最大航程只有其三分之二。
是的,在“野兽模式”下,F-35C可以外挂大量武器,使其武器有效载荷达到惊人的22,000磅,但这样做不仅失去了隐身能力,而且其作战半径也会减半,仅有300海里。总而言之,有几十年历史的轻型攻击机在针对特定目标投送精确弹药的数量和航程上,远远超过F-35C。
反对意见认为,F-35C能够在我们尚未取得制空权的区域投送弹药,而A-6缺点是从作战空域安全返航的能力有限,在很多情况下确是如此。
但事实上,在F-35研发30年后,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开发并部署了能够侦测和打击隐形战斗机(如F-35甚至更隐形的F-22)的空中防御系统。这意味着,F-35将无法轻松深入敌方控制的空域进行地面打击。
相反,就像过去的情况一样,在空中力量真正发挥作用之前,必须进行精心策划和实施对敌防空压制(SEAD)行动。换句话说,F-35这种隐形能力有限的飞机,并不具备30年前设计时拥有的优势。
因此,就像“入侵者”等专用攻击机一样,包括F-35在内的所有多用途战斗机,在面对竞争对手时,都将依赖大量、高风险、高成本且耗时的SEAD,才能轻松攻击地面目标。
当然,包括F-35在内的任何多用途战斗机,在面对敌方空中优势或多用途战斗机时,都将远远优于“入侵者”。因此,我们确实需要能够在空中优势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飞机。话虽如此,格鲁曼公司在A-6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型更先进的A-6F入侵者二式(Intruder II)攻击机,一共只有五架原型机被制造出来,不仅能够发射致命且精确的AIM-9响尾蛇导弹,而且由于雷达系统大幅升级,A-6F还可以发射AIM-120超视距空对空导弹。
这绝不意味着A-6F应该成为主要的防空资产,但考虑到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CEC),允许像F-35C这样的飞机充当前方传感器,A-6F作为导弹发射平台可以利用F-35C强大的有源相控阵(AESA)低拦截率雷达引导其AIM-120导弹攻击敌方战斗机。
因此,借助CEC技术,现代化的A-6战机可以从后方提供空中防御支持。值得一提的是,A-10猛禽也携带响尾蛇导弹,如果升级为能携带远程空对空导弹,有可能在美国空军中发挥类似的作用。
这引出了一个将数百架已退役的A-6战机现代化是否可行的问题,其中许多飞机在退役前不久,刚刚装备了全新的复合材料机翼。每架飞机的现代化改造将花费数百万美元,但即使每架飞机花费1,000万美元,也只是当今任何新飞机成本的一小部分。随着F-16、A-10和F-15等飞机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升级,海军将重拾不再拥有的无需加油的远程打击能力。
当然,这样一架具备协同作战能力、且升级成为具有精确攻击能力的飞机会被证明有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实际上不可行,因为一旦A-6E战机退役后,海军部门就立即拆解这些飞机。2005年,仍有196架A-6E存放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Davis-Monthan Air Force Base)。但到2017年,海军拆解了几乎所有的A-6E,仅保留了两架,彻底消除了重新启用这款高性能飞机的可能性。
海军曾经销毁停飞的F-14“雄猫”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本可以升级为更强大、更可靠,而且仍然非常有效的战斗机,A-6E报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数十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强大反潜战舰在过早退役后被击沉,即使在今天,这些舰艇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之一,这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
最后,A-6E攻击机以其优异的稳定性,成为设计用于高效执行单一任务的机型的优秀典范。海军显然知道这一点,但它对多用途飞机的偏爱、苏联解体后的和平红利导致的国防预算削减,以及向国防承包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多用途新喷气机的压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过早结束了一款在基本性能上没有对手的战机的服役期。
作者简介:
迈克‧弗雷登伯格(Mike Fredenburg)撰写军事技术和国防事务的文章,重点关注国防改革。他拥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生产运营管理硕士学位。
原文:Why the A-6 Intruder Is Still the Best Navy Attack Plane to Grace the Deck of a...
中共海军的一艘在建核动力攻击潜艇沉没大约半年后被西方媒体曝光,这件事被认为是对中共海军的重大打击,并揭开了北京快速扩张海军真实情况的一角。
这显然在提醒人们,中共军队的装备发展可能并不像其宣传的那样,正在不断地取得伟大成就,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也在不断地经历噩梦。
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人来说,这是一系列好消息中的一个。中共海军最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在建造过程中沉没,而北京用一贯的方式努力回避或掩盖消息的做法,使这件事情看起来更像是那么回事。据报导,事件发生在今年春季,但直到事发大约六个月后,外界才得知此事,这显然要“归功”于北京的消息封锁。
其实,装备发展过程中的失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能够完全避免的,并不丢人。但否认和掩盖,反而会使事情潜在的严重性被放大,包括体制缺陷和中共本质所决定的腐败机制所导致的系统问题和装备质量低劣。另外,这类事件还可能对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因为有可能涉及到核燃料泄漏,特别是在中国腹地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城市附近。报导称,沉船事件发生在武汉市郊长江边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旗下的武昌造船厂码头。
无论如何,这对中共政权来说显然是一件有失颜面的事。这艘潜艇的损失将对中共领导层推动的海军整体现代化和军队扩张计划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如果确有其事,它将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共犯下的一系列愚蠢错误中,只有少数被揭露出来,为外界所知。而更多被中共认为有损颜面的事,可能永远都不会公之于众。然而,就潜艇沉没事件而言,它可能对中共整体战略态势并不会产生明确的致命影响,中共仍会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人们可能会把中共产品质量低劣当成笑话,并以此证明美国海军完全能够以质量和能力优势战胜中共海军的数量优势。其实,这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印太地区美国绝不是孤军奋战,任何一个美国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台湾,在军事上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对抗中共军队的能力,更不要说在美国领导下联合起来的力量了。
相对于中共海军潜艇建设遭受的挫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区伙伴,如澳大利亚和台湾都在稳健地推动各自的潜艇发展计划。
正好在一年前,2023年9月28日,台湾首艘国造潜舰“海鲲舰”下水,并将在2025年成军,计划总共建造7艘该级潜艇。
海鲲级潜舰计划除了获得英国GL公司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武器系统方面的技术支持以外,还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西班牙及加拿大等国取得技术、零件和人力支持。
“海鲲舰”动力系统采用传统的柴电装置,该舰长70公尺、宽8公尺、高18公尺,采用X型尾舵设计,排水量大约2500吨,舰体结构采用高强度HSLA-80钢板,增加了安全下潜深度。海鲲舰配备18枚美制MK48 Mod.6 AT远程重型鱼雷、潜射UGM-84鱼叉反舰导弹等。目前,已完成全舰系统测试。
虽然海鲲级潜艇不比远洋大型潜艇,但对于中华民国国军来说,足以满足不对称战略需求,在作战使用上毫不逊色。其配置和战斗力完全能够胜任台湾周边或更大范围海域的作战需求,甚至可以在相对远离台湾本岛的海域打击敌方舰船,如拦截来袭的中共舰艇,包括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并在必要时用于封锁航道。
与此同时,澳英美三方合作的AUKUS计划也在取得进展。9月26日,在澳英美三国防长会谈期间,澳大利亚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新的双边协定,以确保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下的新一代核动力潜艇(SSN-AUKUS)计划稳步进行。同时,AUKUS合作伙伴正加紧开发和提供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并在今年稍后进行大规模测试。
根据协议,美国将在2030年初向澳大利亚出售5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大约在203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与英国将共同建造和运作新一代SSN-AUKUS核潜艇。AUKUS项目和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加入,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之后世界上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AUKUS计划开发的新一代核潜艇,将是一艘只配备常规打击武器的核动力潜艇。
为了进一步增强AUKUS成员之间的互通性,澳大利亚新一代核潜艇的能力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人工智能、网络、电子战、高超音速、信息共享、创新、量子和水下能力等等。总之,这将是一艘汇集最先进系统的敏锐的全新水下猛兽。
澳大利亚还将目光指向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ER)、AGM-158C远端反舰导弹、精确打击导弹(PrSM)等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并继续与美国合作开发空射高超声速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包括舰射和潜射两个型号,因此未来澳大利亚新一代核潜艇很可能将配备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澳大利亚采购核潜艇和多种远端精确制导武器,将大幅增强澳大利亚军队的进攻能力,此举也将打破地区军力格局。
中共正在大举建造潜舰,即使其核潜艇发展计划遭受沉重打击,中共也很可能不会因此而停止扩张军力、争夺地区甚至国际霸权的努力。
然而,中共能否实现地区霸权,将不取决于中共。中共潜艇沉没事件只不过是中共“黑箱”内完整故事的一个偶然被外界窥探到的片段,中共的“黑箱”中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可能永远都不能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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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Antonio Graceffo撰文/信宇编译)最近,中共正在东南亚国家柬埔寨修建一条运河,这将为中共提供更大的出海通道,威胁到台湾、越南的安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9月9日,柬埔寨由中共出资修建的德崇富南运河(Funan Techo Canal)破土动工,计划于2028年完工。这条运河长达110英里,将连接首都金边(Phnom Penh)和境外大海,使中共首次直接进入泰国湾。这将使中共军舰更容易在该地区航行,强化其在重要海上通道附近的海军力量。这条运河建成后,中共军队海军将不再需要通过南海和印度支那周边地区航行到达泰国湾,从而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
目前,中共已经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者,为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提供资金,使柬埔寨债台高筑,越来越依赖中共政权。这种财政依赖实际上使柬埔寨成为了一个附属国,其外交政策与中共的利益密切相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东南亚邻国不同,柬埔寨不愿在南海提出明确的海洋主张。
外界传言柬埔寨拥有中共提供的军事设施,尤其是港口城市西哈努克市(Sihanoukville)附近的里姆(Ream)海军基地,尽管金边和北京官方都予以否认。有报导称,该基地已被开发为中共海军设施,成为中共在东南亚的首个军事据点。
德崇富南运河从金边下方开始,从洞里萨河(the Tonle Sap River)一直延伸到泰国湾的边境城市白马市(Kep),距离里姆海军基地约62英里。这条运河与海军基地相结合,将加强柬埔寨境内的交通,促进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货物、资源和军用物资的运输。这些发展合在一起可以简化中共军队的后勤工作,为该地区的海军舰艇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补给。
许多人忽略的是,通过扩大中共在东南亚的军事影响力和解决“马六甲困境”(the Malacca Dilemma),德崇富南运河有可能会对台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脆弱性源于中共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中国约80%的石油进口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这个咽喉要道在军事冲突中很容易遭到封锁,从而威胁到中共的能源安全和稳定。长期以来,在中共考虑入侵台湾之前,确保石油替代路线一直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运河将使中共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更有效地对台湾进行军事包围,并挑战美国和盟国在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
此外,另一个东南亚国家越南的国家安全正日益受到德崇富南运河和其近邻柬埔寨境内日益增长的中共影响力的威胁。柬埔寨在历史上与越南曾经关系密切,然而后来问题重重,现在两国关系正进一步进入中共掌控的轨道,改变着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共正计划在距离越南边境城市河仙市(Ha Tien)约15英里的白马市(Kep)建造深水港,这引发了各界重大的战略关切。这个发展将使中共海军直接进入越南和柬埔寨的海河边界,从而大大增加越南的安全风险。
随着中共军事补给和后勤中心落户白马市,包括中共海军、海警局和渔业民兵在内的中共海上力量可以对东南亚最重要的水道湄公河(the Mekong River)实施更大的控制。作为中共主宰该地区的“蓝龙”(Blue Dragon)战略的一部分,对湄公河的控制至关重要。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在国内被称为澜沧江,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为数百万人提供用水。中共在湄公河上游修建的多个水坝已经使其能够操纵水流,影响到下游国家,尤其是越南。因此,德崇富南运河项目与更多水坝的建设息息相关,是中共控制该地区水流供应的更广泛战略的重要部分。
显而易见,中共此举给严重依赖湄公河进行农业生产的越南带来了环境和经济等挑战。湄公河水流的任何中断,如中共的水坝造成的水位下降,都可能导致干旱、农作物减产和渔业受损等。众所周知,湄公河三角洲是东南亚重要的水稻生产和渔业中心。运河还将使越南到柬埔寨的转运量减少70%,从而影响国际贸易。中共政权对湄公河控制严密,从而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将这个流域变成了影响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
德崇富南运河项目位于经常遭到外界忽视的东南亚地区,对美国外交政策、台湾独立和国际航行自由都有重大影响。扩大通往泰国湾的通道可使包括军舰在内的中共军事资产更快地部署到对地区安全和贸易至关重要的关键海上通道。
这条运河也符合中共政权确保供应链和贸易路线安全的大战略,而供应链和贸易路线对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后勤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如今在台湾问题可能引发冲突的敏感情况下。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完成德崇富南运河项目可能会令中共距离入侵台湾的准备工作更近一步。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格雷斯福(Antonio Graceffo),博士,是经济学教授和中国经济分析师,在亚洲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军事大学(American Military University)研究国防议题。他为多家国际媒体撰稿分析亚洲经济形势,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涉及中国经济议题的著作,包括《一带一路之外: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Beyond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Global Economic...
刚刚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江西的剧情自媒体人拍摄的。他假装是日本人,去外边的小摊上买菜。卖菜的大妈得知他是日本人后,先是拒绝将菜卖给他,在他将价格从50元、100元提高到300元后,大妈终于抗不住诱惑,同意将最多值十块钱的土豆卖给他了。不过,在大妈装土豆的同时,大妈故意告诉他,现在的土豆不能吃,需要等发芽后再吃,以此说明金钱也改变不了一颗反日之心。
从视频内容上看,应该是提前设定剧情,找大妈拍摄的,但视频传递的信息就是:对于日本人,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很敌视的。
让笔者比较惊讶的是该视频获得的点赞、转发、红心等均超过十万。6万多的评论中很多人对大妈的所为都是大加赞赏,其中一条“阿姨好样的”的留言点赞数超过7万。其它的留言还有诸如“阿姨做出了怎样对日本人的表率”、“抗日有效”、“最有正义感的阿姨”,“虽然是拍段子,但看的还很开心”,等等。
由此可知,中国民间怀有“仇日”、“反日”情绪的人并不少。除了那些亲身受过伤害的老人和家属外,其他中国人的“仇日”、“反日”情绪大多是来自于中共的仇恨教育和官媒成年累月的灌输。
目前在大陆小学,小学生们会被要求详细了解日本的战争罪行,如去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要求观看战争暴行的照片,包括日本军队强迫中国工人进入战时的记录展品、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问题。很多孩子参观完纪念馆后,会对日本人十分仇恨。
笔者二十多年前陪同友人曾去过抗战纪念馆,发现里边充斥着许多谎言,展览绝大部分内容是渲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甚至还宣扬共产党怎样指挥空军抗战,虽然那时中共根本没有空军。而对于国民党军队无数次的浴血奋战则着墨甚少。中共篡改历史的本事,真是登峰造极。
根据2017年BBC世界服务民意调查,只有22%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影响持正面看法,75%的人持负面看法,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反日的国家。而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最感谢日本人的恰恰是中共。
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日本代表团负责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对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毛却说,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们日军侵略中国,日本皇军到中国来帮助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你们侵略中国,共产党当时就不可能壮大,就不可能就把国民党推翻了。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再次向中国道歉。毛依旧表示,不需要道歉,要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也正因为心存感激,中共慷慨地放弃了战争赔款,从而造成了此后中国民间索赔的艰难。
中国人同样不知道的是,由于中共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日本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施以了大量经济援助。4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其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66.9%;同时,中国也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
据统计,自1979年至2015年,日本累计援助中国3.66万亿日元(约合322亿美元),其中包无偿援助超过1,575亿日元(约合13.5亿美元),技术援助超过1,840亿日元(约合16.2亿美元),涉及367项大型项目。
然而,无论是中共对日军的感谢,还是日本战后对中国的援助,中共都无意让中国人知晓,反而在八十年代短暂蜜月期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持续不断进行反日宣传和教育。正是在中共长期的仇视教育和默许下,中国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
自2005年迄今,中国民间发生多次反日游行,并出现误把汉服当和服强迫脱衣,殴打国人所驾驶中国本土产丰田汽车的U型锁事件,将亲日派斥为汉奸、精日等事件,还有大量反智的抗日“神剧”的出现,而这些背后除了中共长期灌输的影响外,更有中共当局的默许和推动。当下,在经济下行、民不聊生情况下,在中共一再祭出民族主义牌后,无处发泄的中国人将目标瞄准了在华日本人。
就在今年,已经出现了两起中国人攻击日本人的事件,令1名中国女子及1明日籍儿童死亡。而那名9月18日在深圳遇袭身亡的日籍男童,再次点燃了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本就对中共不满的日本人的愤怒之火。一些中国人鼓吹组建当代义和团,部分日本人则主张日本应撤侨并与中国断交。
日本民间的不满和愤怒也促使日本政府以及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发出顺应民意的声音。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求中方尽快说明案件实际情况,并痛斥行刺行为“卑劣”。
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石破茂对媒体表示:“日本政府不应只是向中国提出关切而已,应强烈要求中(共)国说明至今究竟采取了何种对策以及今后的应对之道。”候选人、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包含(犯人犯案)动机在内,有必要严正要求中国政府做说明。”候选人、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同样“要求中国当局必须说明”。候选人河野太郎表示,“这类事情持续发生的话,很可能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会撤出中国。”
河野太郎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在深圳男童遇刺身亡后,在华日企高度警觉。松下集团允许在华工作的派驻员工及其家属暂时回国或居家办公,回国费用由企业承担。三菱重工、本田等公司也在考虑相应对策。
日本从民间到政府的态度表明,新任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只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中共外交政策,而日本企业也会未雨绸缪,为未来撤离中国准备预案,这对于外资已经大量撤离、内外交困但又口口声声坚持改革开放、意图留住并吸引更多外资的中共而言,将又是一记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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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杭州一外卖员工作中猝死。视频中,一位男子躺在电动车上,双手下垂,外卖箱在旁边,周围有警戒线,场面凄凉。知情人透露,这位外卖员家中经济压力比较大,跑单非常“拼”,经常跑单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六点又起来接单,是他们这里每天跑单时间最长的人,大家叫他“单王”。
生命的宝贵不需赘言,求生不仅是人的本能,甚至也是动物植物的本能。笔者相信,如果这位单王前一天知道他那样接单会导致在第二天猝死,他一定会停下来休息。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意外何时到来,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确定,对于单王这种工作强度来说,意外的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其实,猝死的单王只是庞大外卖员群体的一个缩影。
一个人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在社会中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其中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劳动者付出的是劳动力,不能以损害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显然外卖员目前的工作状态不符合这个前提。也许有人说,外卖员超时工作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表面上确实如此,有的地方出台强制外卖员休息的规定,甚至引起外卖员的不满和抱怨,因为正常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收入不够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而加长工作时间是他们唯一能够提高收入的办法。这就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劳动者正常工作的收入不能维持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客观事实,特别是在社会分工细化和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个体差距可以非常的大。平均年薪数十万的金融从业者与外卖员不是同一个阶层,对“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在整体社会发展状态的大背景下,对一个特定的阶层来说,还是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界定。具体而言,一个诚恳勤奋的外卖员,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常工作条件下),达到一种不必为日常衣食住行的开支所困扰,不必为父母就医、子女教育的费用而焦虑的生活状态,不是一个过分的预期。如果外卖员群体大多数都不能达到这个状态,症结就不在外卖员,而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
分配制度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可以简单理解为定价权,或者形象理解为分蛋糕。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等等在买卖的过程中都是有价格的,合理的价格能够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而不合理的价格就会损害某一方的利益。有的价格由市场机制确定以提高效率,有的价格需要法律参与其中以体现公平。因为分配制度涉及全社会各方利益,在法治国家,民众有权参与分配制度的设计。而中共则用谎言和暴力一手遮天,不仅从来不考虑民意,而且打压民众的权利意识。以至于许多民众根本意识不到分配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以为中共设定的制度就是天经地义,已经习以为常了。更有被中共洗脑严重的人认为自己的工资都是中共给的。
以外卖行业为例,消费者支付餐费,这笔款项主要在三个主体之间分配:餐馆、接单送餐的平台和外卖员。那么谁来定价以及如何定价,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平台主导定价权而且自己赚得盆满钵满,餐馆的利润被大幅压缩甚至不得不向预制菜方向发展,外卖员则只能通过近似疯狂的加班加点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不久前曝光的油罐车混装食用油的现象,也可以从分配制度方面解读。油罐车司机的收入已经被挤压到保本的边缘了,清洗油罐车作为本来必须的一个环节就被省略掉了,卖方、买方和监管部门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做贼心虚,是他们利用定价权瓜分了这块肥肉。
在中共治下的大陆,这种畸形的分配制度遍及各个行业,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受益者是中共权贵集团。现代法治社会,劳动者在社会地位方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普通体力劳动者轻松跻身中产阶层,有一技之长的体力劳动者同样位于高收入之列。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民众参与了分配制度的立法和监督。有人说,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保护,体现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对于从来不知良心为何物的中共来说,弱势群体恰恰是中共要盘剥的对象,中共利用定价权整体性地劫掠民众财富,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对农民的盘剥是赤裸裸的。农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工业原料,如果任由市场定价,不利于工业的发展。所以各个国家都对农产品限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接近生产成本),当然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所以民主法治国家政府都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可见,限定农产品价格和补贴农民是一脉相承的两个措施。反观中共,不仅从来没有补贴农民,而且还对农民征收农业税一直到2005年。也就是说,中共把本应对农民的补贴的价格设定为零甚至负数,公然霸占农民的劳动成果,这是造成城乡差别的主要原因。
中共对城市居民的盘剥也毫不手软。按照中共发布的数据,2023年GDP是1978年的342倍,财政收入是191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是151倍,即使是这个严重掺水的数据,也足以说明城镇居民没有合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所谓成果。中共的手段简单粗暴,就是刻意压低工资水平。中共在1990年代推行所谓的国企改制,实际就是权贵集团瓜分国有资产,过程中强令国企员工以极低的价格“买断工龄”之后扫地出门,至于什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退休金,一概没有。
这是民众在收入方面被中共压榨的例子,在支出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大陆的汽油价格比美国还要高,全球超过70%的收费道路在大陆,中共国是唯一一个把教育产业化的国家,一场大病就可以令一个中产家庭破产,劳动者一年的收入不足以购买所在城市一平米的房屋(还是70年使用权)……,巧的是,涉及的多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中共权贵集团就是要在这些基础民生方面死死卡住你的脖子,让你乖乖拿钱卖命,笔者看不出这与绑架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人调侃,中共的发改委只做两件事情,涨价和为涨价狡辩。笔者的一个同学就职于某垄断行业国企,他说公司想尽办法把会计报表利润做得小一些,即使这样公布出去还是会招来骂声一片。顺便说一下他们公司如何通过定价来转移利润中饱私囊,由员工家属出面成立一家公司,承接采购业务。比如家属公司按照市场价采购一台设备或者原料,再加价卖给国企公司,至于加价比例,几倍都行。家属公司年底分红,红利金额会惊掉很多人的下巴。
财政收支预算是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社会财富的一个再分配过程。在民主法治国家,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议员作为民意代表对每一个细节都要审核甚至争论,结果就是民众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税,税款用在哪些地方,而且财政预算最后需要议会的批准。中共则是偷偷摸摸暗箱操作,以至于“纳税人”成为敏感词。民众不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税,比如即使是价外税的增值税也不体现在销售收据上。至于税款用途,一掷千金大撒币也好,穷奢极欲办奥运也好,公款铺张浪费也好,民众不仅没有发言权,而且多说两句事实都可能被判个寻衅滋事。
更重要的是,这种畸形的分配制度不是某些行业的个案,而是中共精心设计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制度。中共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所谓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畸形分配制度之上。
中共改革开放时提出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资,借机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这个口号本身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陆确实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这个优势作为启动发展的跳板,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这与廉价劳动力是矛盾的,所以廉价劳动力只是一个短期的竞争手段,目的是吸引外资之后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中共把廉价劳动力作为长期竞争手段,或者说,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让广大民众富裕起来,所以全方位压低劳动者的收入,而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更是反向而行,立法遮遮掩掩,执法形同虚设,放纵企业胡作非为,强迫员工超时高强度工作,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用品,甚至劳动者工伤都不能得到补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更是屡见不鲜,以至于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自为一个农民工讨薪。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民主法治国家就是个天大的笑话,首先雇主不敢拖欠员工工资,否则会被罚得刻骨铭心,其他雇主知道以后也会心有余悸;其次,如果讨薪的事情需要总理来做,说明政府无能,直接下台就完了。
中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当初设定的技术进步等目标依然是镜中花,至今也不能自主生产汽车发动机等等这种已经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连印度都不如。中共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完全是简单粗放型的模式,其代价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有学者称之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且采取的手段如侵害劳动者权益、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都是违法行为。然而这些恰恰是大陆产品价格优势的来源。川普任美国总统期间对中共发起贸易战,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民主法治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底线的,建立在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基础之上,而中共是没有底线的,“不惜一切代价”是中共的信条,因为中共只顾及自身利益,至于民众的生命、国家领土、民族文化等等,都是中共为自己牟利的筹码。道不同不足与谋,有普世价值观念的国际社会当然不可能与中共一样无耻,那么就只好加速与中共脱钩,近期欧盟和美国都对大陆产电动车课征高额关税,说白了就是不带你玩了。从这一点来看,即使中共还想走改革开放的路,也是走不下去了,因为国际社会不会再次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
中共改革开放的所谓成就确实曾经迷惑了很多民众,从直观上看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高楼大厦也起来了,但是意识不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财富被中共通过畸形的分配制度无形中直接抢走了。上士杀人不用刀,中共在搜括民脂民膏方面确实是“上士”,仅仅通过制定分配制度,就不显山不露水静悄悄地把本属于民众的天量财富划到自己的口袋中,“闷声发大财”,吃人不吐骨头。猝死的单王,就是被中共这头恶兽吞噬的。
国民经济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有机的循环体,合理的分配制度在其中扮演着定海神针的角色,能够保障长期稳定的良性循环。如同一个人,营养被合理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这个人才能够健康成长。如果营养都被输送到大脑,不久之后这个人就会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和退化的四肢,当胳膊虚弱得拿不起勺子吃饭的时候,这颗硕大的脑袋就等着活活饿死吧。中共畸形的分配制度已经开始反噬中共了,民众消费降级加速了经济的恶性循环,财政收入锐减,社会矛盾激化,中共内斗升级,败相尽显,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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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篡政75年来,无论是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还是在各个军事院校,党政部门都悬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就连每次中共党魁的阅兵式上都少不了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已经成了中共光鲜亮丽的光环,也成了那些小粉红们引以自豪的招牌。
然而,在2024年9月5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再一次被搞砸。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共产党到底在为谁服务?
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走下坡路,房地产暴雷,国外各大企业的迁移,许许多多国内的企业倒闭关门,导致了千百万的失业大潮席卷全国。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本想找一份好工作,来报答和孝敬为自己含辛茹苦付出的父母。然而却处处碰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
有媒体表示: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找工作陷入困境,甚至比想像的更惨。
一位留学回来的硕士生,在找工作时这样讲到:“家人们谁懂啊,我作为一个24届的留子,现在还是0 Offer。啊!有一家我很喜欢的科技公司,我以为要入职了,结果他彻底的收爆,挂了!然后,我就是陷入了一个非常的自我怀疑、已经崩溃的状态。因为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211本科,QS50的硕士,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的,我一直都觉得天哪,像我这样的人才找不到工作,那中国的人才市场是不是完蛋了啊,哇!现在就业市场真的太难了,咱就是说中国这个市场真的很难啊,年轻人真的好辛苦啊!谁懂啊!?”
我们查到一个数据,说送外卖的美团有13万骑手是本科生,有6万骑手是研究生,我们以前都认为上了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在农村,但事实上呢,今天这个等式根本就不成立。
找不到工作,不能自食其力。什么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统统成为了天方夜谭,使得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绝望之中。在找工作的历程中,钱用光了,有的被逼无奈睡在街头、隧道。有一位到北京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姑娘哭诉道:“这个冬天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冻死,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是不是?唉!真的是挺难的,一个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流浪街头,我可能要露宿北京的街头了。估计这个冬天,它那么冷,还真怕自己被饿死,睡大街真的还挺不好受的。”
原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掌上明珠,如果让他们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七十多年来,中共将“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作为政府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既然是宗旨又是义务,如今中国人民已经到了如此艰难的时刻,你共产党为什么不履行这个义务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4年9月5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回答。习近平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个数字示范项目。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为非洲创造不少于 100万个就业岗位,设立中非和平利用和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
看到中共党魁的承诺,中国的老百姓都惊呆了,原来共产党履行的义务,不是为中国人,而是为非洲人。中共向非洲大撒币,这钱是你共产党的吗?那可是中国老百姓纳税的血汗钱啊!共产党一直在宣传说,我国古代是多么的不好,古代不好,可古人还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而你共产党一直称自己是“伟光正”,为什么在中国百姓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不为中国人着想,却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无偿的送给非洲国家,难道你共产党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为非洲人民服务吗?
也的确如此。如果我们能了解一下共产党的本质和它的历史,我们可能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历史,在历史的辉煌中,我们中华大地被称作神州,中华传统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儒释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源。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大家可以查一查,有没有过共产党这个名词,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共产党它就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产物。它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引进的幽灵。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在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讲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指的是什么?那不就是魔鬼吗?
既然共产党是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就可以揭开一个谜底。共产党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它凭什么会为中华民族负责?它不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同类,它凭什么会为中华儿女服务?
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儿女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钢铁长城,抵御着日寇的飞机大炮。八年中国民党军队跟日寇作战光死亡的将军就有206人,死亡的士兵多达三百多万;而共产党只有一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死亡,可笑的是,左权不是战死的,而是在逃跑时被日军的炮弹给炸死的。
我们都知道淞沪会战吧?当时日寇叫嚣用三个月侵占全中国,可是光这场淞沪战役就打了近三个月。这场会战结束后,国民党七十多万的军队,死伤三十多万。可见战役之惨烈。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查到,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军队开赴上海抗击日寇的真实记录。
国民革命军第88师,是第一支抵达淞沪战场的国军部队,清一色的德系装备,德戒师下辖36、87、88三个师以及教导总队,德戒师是国军精锐中的精锐。然而淞沪会战三个月下来,德戒师几万官兵几乎损失殆尽,以至于德戒师现如今都鲜有人知。
广西的桂军,当时除了中央军的德戒师外,战斗力最强的则属桂军,因装备精良和善打硬战,所以桂军被称为广西郎兵。淞沪会战期间,白崇禧亲率桂军6个师徒步增援上海,即使广西距上海相隔千里,但桂军却日夜兼程不到一个月便赶到淞沪战场,然而当桂军投入到战场后,仅短短的3天时间便拼光全部主力,10位旅长牺牲9人却无一人叛逃,最终六万多的部队只存活上千人。
广东的粤军是由年轻的客家子弟组成的队伍,粤军是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部队。早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粤军便在蔡杨恺的率领下与日军死战。而今6万粤军重整旗鼓奔赴上海守卫国土,最终在抵抗32天后全军覆没。
抗战时期装备最差的属川军,许多人都是脚踏一双破旧草鞋,肩扛清朝时期的汉阳造步枪,虽然如此,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四川王刘湘却毅然派出30万大军疾驰上海,抵达上海后,许多川娃子都是第一次见到飞机大炮,然而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吓倒。尽管武器落后至极,但川军个个敢打敢拼,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后退半步。
云南的滇军在昆明举行隆重的出滇仪式后,随即开赴上海与日作战,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大量女兵也自发前往上海,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
而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晋绥军在抵达太原车站后还来不及休整,又匆匆登上火车朝着上海方向进发。
湖南全部湘军开往淞沪战场,最终16个师近8万人被打散建制,而此战也成为湘军最后的一战。
为了抗击侵华日军,为了保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江山,我们中华儿女纷纷站了出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连小孩子们都把他们的零花钱捐献给了抗日将士。
然而共产党这个幽灵却躲在了见不到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延安,在那里坐山观虎斗,壮大着它的实力。中共党魁毛泽东曾说过:“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只打了两场敌后的战役:一场是百团大战;一场是平型关战斗。而在历史记载中的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光大的正面战役就有222次。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死亡的人数是四十多万,而八路军只消灭了日寇不到500人。
日寇侵华,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共产党为什么不参与?因为共产党它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它是西方幽灵。西方幽灵它能在乎你中华民族的存亡吗?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今在我们中国还有一些人,一听到揭露中共邪恶的事情,他马上就说你“不爱国”。这些人真的很可怜,被中共洗脑后已经分不清好坏。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而中共只有百年的红潮史;中华民族是神传文化的民族,而中共却是西来幽灵的无神论。他怎么能代表我们中国呢?
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是中共的极左路线造成的。
中共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高喊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于是全民总动员,开始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个运动在中华大地上不断的掀起高潮。就连那些种了一辈子庄家的农民,都不得不放下锄头,加入到了大炼钢铁的队伍。
而在农业上,中共搞起了“人民公社”,把农民的私有土地统统的收回,成为了共产党的土地,让农民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然后给共产党交粮,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唯一的大地主。
为了多收粮食,中共做出了杀鸡取卵的荒唐事。当年高喊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于是虚假浮夸风遍及全国,谁夸的亩产越高,中共收的粮食就越多。之于老百姓能不能吃饱,有没有饿死人,饿死多少,以后又该怎么办?那不是中共操心的事。
为了紧跟党的形势,农民连口粮都交给了共产党。没有粮吃怎么办?开始挖野菜充饥,再到吃树皮、观音土,再到后来那就是人吃人了。
据历史记载,在这三年中,光饿死的中国农民多达4000万左右。在中华大地上那真是饿殍遍野、白骨如山。然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还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我国形势一片大好。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向非洲等一些国家大撒币。举个例子:据“维基百科”记载:从1954年起,中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共计一百多亿元,而阿尔巴尼亚当时的总人口才200万,人均能够获得4000多元的援助。相比之下,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1960年,中国正处在大饥荒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饥饿中死亡,而中共却无动于衷,继续干着违背天良的事情。据记载,就在这一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你说中共它还是人吗?当然不是。它是幽灵、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是吧?
中共执政75年来,一直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它是在欺骗和毒害中国人。中国同胞们,我们该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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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斐珍采访报导)中国高考6月底落幕,9月份大学新生们迎来大学新生活的开始。中共高考制度的不公平性最近也再次受到媒体的关注与批评。到底中国高考的问题根源出在哪里?分析认为,中共的高考制度是一种教育资源垄断,准确说,叫做阶级隔离制度,是为确保中共的红色江山不变色。
今年中国高考人数创下历年来纪录,突破去年的1290万人,共有1342万名考生参加考试,这也是连续六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人。
由于这几年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青年失业率飙升,让这场超过千万名考生抢占顶大名额的考试,被称作“全球最难的入学考试”。
中共高考制度 垄断教育资源 形成阶层固化
来自中国辽宁省丹东的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高考制度存在地理歧视,知名大学大多集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他说,中共的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自由流动和考生的发展,在高考名额分配限制下,三四线城市的孩子想进入精英大学难度很高。
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种分配名额的高考制度,严格讲,不仅仅是对这一些“皇亲国戚”给与福利照顾,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中共要通过这样一种户口制度,来实现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绝对化的垄断。
实现这种垄断的目的是什么?唐靖远说:“用习近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确保它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因为这种对高等教育分配式的垄断划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变形的种族隔离制度,更准确一点叫做阶级隔离制度。
“这种划分是确保他们整个红色权贵,或者说中共他们体制内‘赵家人’,以及整个利益相关的庞大人群,他们的教育资源可以得到优先的照顾,那么就可以确保他们在工作机会上、在收入上,始终都比其它地区的人群更具优势。”
唐靖远还表示,这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积累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形成一种非常严重的阶层固化。
体制内裙带关系非常普遍 也是潜规则
曾在北京受过教育的加拿大时政评论员公子沈对大纪元坦言,中国的高考制度设计带有地域歧视,农村的学生想要考大学,他们分数的要求远远要高于大城市的学生,而且录取名额按照人口比例,所以城市学生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存在不公平性。
“像在北京大多数的学生家里,多少都会有在体制内工作的人,那么他就属于共产党自己人,所以他们的子女就会有特权。甚至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或安排去政府部门工作,很多都是裙带关系。这种相互打招呼,托关系进入一些国有企业或是政府部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公子沈说。
住在纽约州的Wendy告诉大纪元,她是在1994年报考大学军校,他们那个城市当时就三个女生报考,她是其中一个。因为那2个女生的爸爸、亲戚是在军区里面的领导,都是很有权势的人,所以她们都很轻松地被录取了。因为自己没有关系,虽然她考的分数超过本科线20多分,但她只能去念三年制的专科。
Wendy说,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在中国大陆要做成一件事,往往就是要依靠关系,这是潜规则。
不过,来自黑龙江省、2018年来美国念研究所的佳琦对记者说,在中国社会充斥着非常多的不公平现象,相较高考制度,她觉得考研究生更为不公。
佳琦说,她身边很多的真人真事,就算研究所成绩达到了第一名,学校也可以不录取你。“第一名可能想,我就已经是第一名了,老师肯定会选我嘛!结果老师没有选他,选了第二名,因为那个第二名送了礼了。”
隐形世袭 让韭菜永远是韭菜
自媒体主持人薇羽告诉记者,她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但很奇怪,在中国却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小地方的学生和家长,基本都是无感的。
她举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在聊天,工程师是当地的城里人,建筑工人是外地来的。两人聊到最后发现竟是校友,而且是同一个专业毕业的,聊到当年高考分数,发现建筑工人当年的分数更高,而工程师比他低几十分,但毕业之后,两人的命运却也天壤之别。
薇羽感慨地表示,在教育上体现出不同阶层的人群受到的不同待遇。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她打趣地说,会投胎才最重要,在什么人家出身才最重要。
唐靖远认为,中共用这种方式,那“赵家人”就永远是“赵家人”,世世代代形成一种集体隐形的世袭。就是人矿就永远是人矿,韭菜就世世代代都是韭菜,它就会演变成这样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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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中共外交部借某荷兰记者的提问,在发布会上公开了中共民政部已告知美国政府,从8月28日起停止跨国收养工作一事。也就是说,外国人此后不被允许从中国收养非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婴幼儿了。
中共当局私下通知美国,再经由外交部的嘴向中国人以及外界公开,这种拐弯抹角其实潜藏着中共的小心思。向国外送养儿童,一直是在民政部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过程中有没有黑箱操作,可参看大陆每年被偷、被拐或所谓“走失”儿童的惊人数量。
2017年,一位两岁时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的广西女孩在体操世锦赛上夺冠后,有不少人对“涉外收养过程中存在牟利行为”提出了质疑。据知情者透露,这对美国夫妇当年支付给中国的费用达8000美元。还有人曝光说,外国人来华支付的领养费曾一度高达三四万美元。对此,墙内还掀起了针对政府送养儿童是否应该收费的热议。当时,有官媒撰文回应过,但解释却难以服众。因为政府拒绝公开孩子被送养前的资料以及收养家庭捐给福利院的具体数额。
其实,不管是老外捐的,还是福利院、民政部要的,中共都无法否认,外国人收养中国孩子时是交了钱的。既然收了钱,就不是免费送。如果收取的费用,即公款,无法做到公开、透明,就必然存在着中饱私囊的嫌疑。
恰恰在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副部长窦玉沛就因单位发生了系统性腐败而落马,同时被查处的,还有涉嫌卷入逾两千亿元贪腐案的福利彩票中心官员。既然彩票能被拿来贪腐,送养就不可能成为例外。有消息称,2005年,湖南某地有多家福利院涉嫌与人贩子勾结贩婴。在拐卖儿童已成产业的中共国,湖南不可能是唯一的窝点。
面对板上钉钉的事实,民政部百口莫辩,能让自己不成为众矢之的的办法或许就是退避三舍、假装不知情。问题是,本来是在闷声发大财的,为何又突然跳出来叫停送养?同时,不公开、只特意告诉美国自己的决定?
首先,作为曾经收养了最多中国孩子的国家,美国近年来的数量似乎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有数据显示,从1999年的4108人到2005年的7903人,领养中国孩子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到了2010年,却迅速减少到3401人;2019年又继续降至819人。
在疫情期间,中共曾暂停了国际收养。但放开管控后,美国人的中国情结似乎并没有恢复如初。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美国领事馆为中国收养儿童发放的签证仅为16张。究其原因就在于,2020年,有近八成美国人都认识到,是中共处理不当,才造成了全球大流行;超七成美国人认为,中共治下的人权发展比中美关系更重要。
看来,是中共掩盖加放毒以及对本国老百姓的人权迫害,才让美国社会对中共国的热度彻底凉了下来。然而,美国人率先松开友谊之手以及由中共亲自指挥、部署,从而导致这一幕发生的斑斑劣迹,都是中共不会去承认的。于是,它只好抢先夺取话语权,演了这出不再送养的戏。这就好比,看人家有分手的意思了,赶紧先提出来,好让旁人知道是自己甩了人家,而不是人家甩了自己。
另外,演这出戏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交部,也是奔着收割爱国流量而来的。最近,中国游戏《黑神话:悟空》中“断首的灵吉菩萨”引发了大陆网民针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讨论。作为一个利用政治运动、捣毁了无数宝贵文物,为堵悠悠之口又大肆造假、制作赝品的暴力政权,中共又如何能满足中国人被扭曲的“爱国”心呢?流失的文物从来都不属于中共,又如何“物归原主”?长期灌输给中国人的“恨的主义”此时将中共置于风口浪尖,再不发声、有所作为,就要证明它无能了。情急之下,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好歹拦住、不让中国孩子“流失”到海外,便可彰显自己能反制“美帝”的魄力与手段。
当然,中共的选择始终是要跟利益挂钩的。去年发现,与售卖无异的送养行不通了,今年就在上海成立了“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这意味着,未来只要配型成功,被人为脑死、被活摘器官的中国孩子只会越来越多。
中共治下,孩子们要想平安出生、长大,真是太不容易了。万恶的“一胎制”导致大量胎儿未出生就被杀,促使那些有幸被生出来的女婴,也最终难逃被扔弃的命运。即使没被扔,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被拐、被骗、被卖、被杀、被割器官⋯⋯这还不算在畸形教育下,被校长、老师、教官暴力致死或被迫自杀的。别忘了,大陆乃至国际上的色情产业,也少不了要拿中国孩子来充当商品。这些毫无人性的牟利产业都是掌握着暴力工具和公权力的中共在主导、操盘。
有幸能跟着父母移民到海外的中国孩子其实少之又少,被发达国家有善心的家庭收养是大陆底层儿童摆脱不幸的惟一途径。如今,中共把这个途径彻底堵死,会直接导致中国以后将再无这样的幸运儿。对襁褓婴儿都痛下杀手、极尽残忍,中共政权毫无人性,邪恶至极!
2019年,曾有超过10万人在白宫网站“我们人民”上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共定为“恐怖组织”。2020年,又有七十多家宗教或人权组织以及五百多名活动家联名上书,要求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共为“跨国犯罪组织”。若继续活在这个恐怖、犯罪组织的魔爪下,中国孩子乃至民众恐怕都很难有真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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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接受采访,点破中共入侵台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而是想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来成就中共的霸权,否则为什么不拿回清朝《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赖清德质问:“现在是俄罗斯最弱的时候,清朝时期所签的《瑷珲条约》,中共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可是你为啥不要?所以很显然,中共不是因为领土的关系才要来侵略台湾。”
据悉,有外媒看到赖总统的发言后,要求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发表评论,但它们都沉默以对。
这真是奇了怪了,一向以战狼著称的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内敛沉静了?
与它们截然相反的是,俄国外交部却很快对赖德清的谈话做出了回应。
据上报报导,俄国外交部3日在官网“媒体问答”一栏之下,张贴发言人沙卡洛娃(Maria Zakharova)面对记者引用赖清德发言提问的答复。她表示就俄方立场,俄罗斯联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于2001年7月16日所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之中,互相放弃对于彼方的任何领土要求,并且进一步在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落实该条约中的共识,解决双方既存的所有边界争议。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回答,揭开了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对赖德清谈话沉默以对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沙卡洛娃答复中提到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什么秘密?江泽民和中共卖国的秘密。
大家看啊,2001年7月16日所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六条讲得很清楚:“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
试想,“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承认沙俄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是俄罗斯的合法领土,中国不再向俄罗斯讨还这些领土吗?中共跟俄罗斯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等于自己堵死了跟对方讨还被占领土的路。
而2004年10月14日中俄签署的《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进一步又将之前两国存有争议的黑瞎子岛约一半的面积(约164平方公里)划归俄方。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中共对赖德清的质疑一声不吭?因为中共并不把领土当回事,根本就没想跟俄罗斯讨还被占的领土,不但没想讨还,为了讨好和利用俄罗斯,还主动满足俄罗斯领土的要求。这种打脸的事能公开说吗?当然不能。
说出来中共的脸还往哪搁?
赖清德的质疑在领土问题上给了双重标准的中共一记有力的还击,可谓戳中了它的软肋。
正如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在脸书发文所说,中共最高当局想对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而俄罗斯则是其拉拢的对象。所谓“台独将引来战争”的说法,不过是中共随便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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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中国人民喜迎房屋养老金”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这个标题真是够恶心人的了,但是它居然就出现在中共国的媒体平台之上,还被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接受。幸而,这个中共政府匆忙推出的“房屋养老金”捞钱计划,基本上是见光即死,很快就被当局低调冷处理,让这个土地改革2.0的进阶版,还没有起到帮助中共当局度过财政难关的作用,就一头撞上了南墙、基本上奄奄一息了。
中共当局推出的这个“房屋养老金”的低劣计划,其动机非常直接,也非常恶劣。就是因为中共政权政府财政收入紧缺,经济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政府收入枯竭,政府支出又没有大幅的削减,所以现在政府赤字非常的庞大。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各级政府看来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土地财政走到尽头、臃肿而庞大的官员队伍又不能削减之际,他们现在只能挖空心思地去找新的税源,来补充财政空缺。中共政府如今的“砸锅卖铁”方法,一种类似破产赌徒心态的治国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例。政府官员在不断地打主意,到处打主意的时候,最后还是打回房地产。他们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手里还是有些钱的,但大家都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这些钱都放在银行储蓄里。所以,中共当局其实是想用房屋养老金这个荒唐的名义,把民众上万亿的储蓄给挖出来,来填充中共国库的空虚。
中国经济衰退,甚至走向萧条,中央政府现在无计可施,只能让地方政府自谋生路。在财政缺口越来越大的时候,地方政府想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来横征暴敛。例如,有的地方让企业补交过去20年、30年的营业和所得税,导致许多小企业不得不直接宣告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维修房屋”为借口的“房屋养老金”,就这样出台了。但是,中国一直是在向购屋者征收“房屋维修基金”的,因而政府本来是没有理由再筹集什么为维修房屋而设立的房屋养老金的。当局狡辩的理由呢,是他们要设立一个房屋维修的“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掏钱。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政府要帮助房主,那就直接部署就行,把钱打进住房维修基金的账号里就行,让需要维修房屋的业主自行按需取用,也不需要搞什么试点了。但正如国内媒体报导的那样,“住房维修基金”普通人根本用不到,审批程序复杂,也申请不到。而中共政府会推出什么政府出血、惠及百姓的措施?用脚后跟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
中共官方宣称的“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的问题,让人们联想起去年的医疗健保的问题。去年中共当局搞什么健保改革的时候,健保原来有个人账户,还有一个公共账户。在个人账户里,它的一部分钱是人们可以自己支配的,用于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之类的。中共在改革健保时,开始限制和转移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而挪入和增加中共官方可以控制的公共部分,所以引起了巨大的反弹。而现在,他们开始在这个房地产养老金上又企图耍这个花招,想老调重弹。
其实呢,中共就是因为财务紧缺,所以才想着法子横征暴敛。它本想征收房地产税。但征房地产税现在它又没有一个正当的、合法的理由。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土地和各种土地之上的房产,其实都是政府拥有的,就是老百姓其实没有拥有任何土地。没有拥有土地,没有产权,是不可以被征收财产税的!中共当局在房产税上,也是试验了很久,但它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征收房地产税,一则没有法律基础,二则贪官污吏的财富会曝光,三则此举可能直接废掉中国的房地产业。房产税收不成,房屋养老金就是他们想出的馊主意。
在笔者看来,这个“房屋养老金”的馊主意,其实就是变相的土改——变相的“土地改革”。我们可以说它是土改的2.0版,或是土改的进阶版。就是中共再次从土地、土地上面的房产上面,再一次搜刮中国的百姓。当年中共搞这个土地改革,就是从地主和农民手中把农村的土地给抢了过来,后来把城镇资本家的土地和商业企业也抢了过来。房地产或说不动产(real estate),包括土地(地产)和土地之上的改进(房产),合称房地产,或叫不动产。共产主义者的土改1.0版,在俄国、中国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是把地产给抢夺、没收、充公。如今,地产仍然是中共利益集团所有,但土地之上的改进和修建(improvements),也就是这些房子本身(不包括土地),本来应该是中国的普通百姓、普通的购房者,他们购买房屋的金钱交换所致,当然这些房产仍然只有70年的寿命,但它们并不是中共当局的财产。它们是在中共当局(非法)拥有的土地的70年使用权之上,购房者或业主他们自己投资、建设和拥有的私人财产。这样的房产(房产,不是地产或房地产),中共是没有权力去收税的。当然,土地中共也是没有权力去收税的,因为是他们抢来的赃产,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房屋养老金,作为中共土改的2.0版,或土改的进阶版,实际上是房屋养老金税,就是把人们在土地和房产上的权益,再搜刮一遍。
中国据说90%的人都是有自己的房子的,有些人有原来公家分的房子,还有自己购买的商品房,有些人住福利房,很多人家都有几套的住房。现在如果不得不交房子的“房屋养老金”,等于是把所有的人都给惹毛了。中国百姓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个政策的实施,很可能会让中国百姓一起反了起来,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面对这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怪不得中共当局败下阵来,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退路,让这个计划见光即死,土改的2.0的进阶版,也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南墙。
房屋退休金计划夭折,中共当局是否还会搞出其它妖蛾子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当局的财政短缺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仍然没有钱去维持政权的运作,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捞钱。他们可能会再怎么去捞呢,最后可能还是会回到房地产上,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百姓最大的财富所在,也是中共权贵念念不忘、日夜觊觎的对象。
从全球范围看,其它国家和社会的房地产相关的税,大体有五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就是最普遍的房地产税或不动产税(Real Property Tax);第二种,是土地税或地块税(Parcel Tax);第三种,是过户文件转让税(Documentary Transfer Tax);第四种,是财产转让税(Property Transfer Tax);第五种,是财产相关的物业费(Property-Related Fees)。这五种税收,中共除了房地产税,其它都已经在征收了。还有一种不仅仅与房地产相关,也涉及所有类型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的税种,就是资产增值税。
房屋养老金事件上,中国百姓的愤懑、不满和抗争,似乎是今年以来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另一个胜利。先前,人们还记得,中共试图推出上网证、上网号的时候,因为一位勇敢的女大学教授的揭露,网民群起抗争,导致当局警方不得不出来宣布,说什么网证、网号只是多了一个选择,网民不用还是能够上网。这次中国民众的强烈质疑与反弹,愣是把中共试图推出来的、新时代的土地改革的恶规,让当局自己吞回去了!
房屋养老金事件始末,对国人有三个启示:第一,中共末日,妖蛾子式的把戏会层出不穷,人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中共财政依然不足,他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出台新的把戏,如笔者所述,资产增值税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第二,中共心虚,会在出妖蛾事件前先试试水,所以,世事无常之中,人们的心态很重要,要以不变应万变,保持真诚和善念,保持心理健康。第三,民心可用,不是为中共所用,而是被自己所用,只要妖蛾子、抢钱事件一露头,就应该群起反抗、坚决不配合,让中共所有的图谋都像网证网号、房屋养老金一样,消弭于萌芽之中。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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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砸锅卖铁”成了中共官场的一个热词。8月28日,一份重庆市璧山区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文件在网络上流传,引发海内外热议。
据考证,“砸锅卖铁”一词是从中南海传出的,原始出处是2023年12月中共国务院印发的47号文件《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将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12个地区列为重点省份,要求这些省份“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同时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从上述文件看,中共搞“砸锅卖铁”的根源,是债务危机。
中共的债务危机有多深多重呢?一位经济学家估算:至202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为114万亿元,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为220万亿元,金融系统的债务至少56万亿元,这些债务合起来,共计390万亿元。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
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元,负债则高达近400万亿元,这家公司已濒临破产。
这或许就是从北京到外地许多中共官员高喊“砸锅卖铁”如何如何的原因。
那么,“砸锅卖铁”,就能把中共的债务危机化解了吗?答案是:化解不了。因为中共的债务危机,说到底,是中共“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造成的。简言之,是权力任性造成的。
时至今日,中共的权力任性有改变吗?答案是:没有。如若不信,试举六例:
第一,运河“大跃进”
近日,据中共媒体报导,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湖北等6省正全力投入大运河建设,总投资将高达8500亿元人民币。
安徽,砸950亿元建江淮运河,已在去年通航;
广西,砸680亿元建平陆运河,计划2026年建成;
湖北,计划砸748亿元,打通荆汉运河,给长江来个“截弯取直”;
河南,计划砸1416亿元,建47个内河水运项目,连通黄河、淮河与长江;
湖南,计划砸1500亿元,打通湘桂运河,接通大湾区,获得两大出海口;
江西,计划砸3200亿元,建浙赣粤运河,超过京杭大运河,成为世界最长的运河。
中共的高铁在巨亏,高速公路在巨亏,民航在巨亏,现在搞运河“大跃进”,结果必然是巨亏。
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中共目前实施的大运河计划为逆自然、反科学之作。“中共现在钱缺得很,各地都缺钱,它现在还拚命做项目,干什么呢?就是自己找死。”
第二,在台海“烧钱”
台湾人民安居乐业,如果没有中共折腾,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少有的“世外桃园”。
中国大陆还有相当多的人吃饭难,上学难,就业难,结婚难,生育难,住房难,看病难,养老难。中国大陆人民太需要休养生息了。但是,中共却一直在台海“烧钱”。
据台湾国防部的数据,中共军机扰台,2020年,380架次;2021年,960架次;2022年,1727架次;2023年,1709架次。
2024年,1—8年,我每月只查了一天的统计数据:1月28日,24架次;2月1日,33架次;3月21日,32架次;4月3日,30架次;5月15日,45架次;6月22日,41架次;7月11日,56架次;8月31日,30架次。
中共军机一次扰台要花多少钱?中共永远不会公布这样的数据。
但是,台湾方面曾经有过一个统计。2020年,截止10月7日,台湾共出动战机2972架次,对中共扰台军机进行监侦、拦截,耗费成本约8.5亿美元。
那么,2020大瘟疫爆发至今的五年,中共针对台海的几十场军演,中共军舰、航母扰台等,这些都不算,仅中共军机扰台一项,“烧”了多少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
从态势上看,中共在台海“烧钱”的做法肯定会持续下去。
第三,在国外“大撒币”
某国只要按照中共的要求说一句: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就得掏钱。
中共少将、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我们每年在外交上就台湾问题花了很多钱,若统计下来,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讲:“清华大学统计过,我们每年为了维持这个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大概要花费300亿元人民币!”一年300亿元,十年就是3000亿元!
2020年6月7日,中共宣布暂停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债务偿还。虽然中共说的是“暂停”,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都是些非常贫穷的,根本没有偿还能力。这些钱很可能都打水漂了。
2022年8月19日,中共宣布免除非洲17国截至2021年底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23笔。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政策简报估计,中共本次免除非洲对华无息贷款债务规模介于4500万美元到6.1亿美元之间。
7月26日,《柬华日报》报导,中国在柬埔寨的援助金额位居首位。2015—2022年,平均每年7.76亿美元。
中共在国外大撒币的真实数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民无从知晓。仅从以上几笔看,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放眼全世界,中共没有一个真朋友。中共的外交就靠“大撒币”维持着。尽管现在中共债台高筑,中共肯定还会继续打肿脸充胖子,搞“大撒币”。
第四,天价维稳费
自2009年以来,连续七年,中央财政公共安全预算经费都超过军费。所谓“公共安全预算经费”,通常被外界理解为“维稳费”。
2020年,是大瘟疫爆发之年。据《日经亚洲》报导,中共以公共安全支出为名的维稳费达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逾1倍,且高出同年军费的7%。
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共把保党保权保命放在第一位。这也意味着中共实际的维稳费肯定比二十大前高。
据中共全国人大公布的预算数据,2024年,中共的军费将达1.6万亿人民币,年增7.2%。在中共把“保党保权保命”放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中共真实的维稳费很可能比1.6万亿军费还要高。
如今的中共,满眼都是敌人,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中。中共的维稳费也成了一个“无底洞”。
第五,豪华国宴
2018年3月26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国宴。
有网民从现场图片中发现,习、金背后站立的服务员手中握住的,是两瓶“酱瓶矮嘴茅台”,这种茅台市面罕见,属特供酒,在京东网一家名为“歌德盈香老酒行”专卖店,标价高达128万一瓶。
也就是说,此次国宴上的山珍海味且不说,仅服务员手上所持两瓶茅台酒,就已超过256万。
2023年7月20日,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宴会厅,宴请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并庆祝他的100岁生日。
据中共“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主持人介绍,宴会厅中最吸引人的,是餐桌中间用“鲜花”铺成的一幅卷轴,上面有山有水,中间还有一座五拱桥。鲜花画卷周围,还有很多精细的糖艺作品,有寿桃仙人、展翅的仙鹤、金鱼、如意等。餐桌主位上摆放着一颗诺大的寿桃,寿桃中间有一个寿字,外围还有9个小寿桃。大寿桃打开,里面还有90个小寿桃,加起来是100个寿桃。
宴会使用的餐巾布使用了精致的葫芦木雕作为搭扣,可以作为小礼物让基辛格带回美国。
关于午宴的菜单,主持人说“十分讲究”,部分复刻了1972年基辛格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的菜品,有北京烤鸭、西湖醋鱼、两吃大虾等,将是一次“历史的回味”。
这一奢华国宴花了多少钱?主持人没有说,但对于月收入仅1000元的6亿中国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现如今,中共一边号召中国人民“过紧日子”,另一方面极尽奢华搞国宴,招待中共的“老朋友”。这个趋势没有改变的任何迹象。
第六,在迫害法轮功中“烧钱”
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已超过25年,迫害仍在持续。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1—6月,全国有2714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447人被非法判刑;69人在迫害中离世。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十年文革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25年多)、波及范围最广(全世界)、涉及人数最多(上亿人)、使用手段最邪(包括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内外影响最坏(毒害海内外无数民众)的一场政治运动。
中共迫害法轮功,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所有610办公室,公、检、法、司等所有专政机器,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所有宣传机器,中共驻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统战组织和统战对象中的间谍等。
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
大纪元获得的哈尔滨市610办公室2018年的工资、津贴、奖金统计表显示,哈尔滨610办公室官员人均年收入高达20万元左右,是黑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7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4倍。
仅全国610办公室官员每人每年的工资、津贴、奖金是多少?也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25年来,中共每年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的钱有多少?可能有几千亿元、上万亿元。
结语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根本问题,中共的债务危机只会进一步加剧,以致于最终真的走向破产。
但是,债台高筑的中共,仍在死死坚持“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一切”,就意味着党的权力的触角,必然伸向所有能够吸到中国人民血汗钱的地方去,中共的债务危机只会越来越深重。
中共现在到处都在讲“砸锅卖铁”,请问:砸谁的“锅”?卖谁的“铁”?只能是砸中国人民的“锅”,卖中国人民的“铁”。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中共的“砸锅卖铁”,很可能变成新一轮“抢钱运动”。
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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